俞振飞《一生爱好是昆曲》
“朝阳灿灿征途远，八十还当续问津。”这是我在1980年中央文化部为我举办的舞台生活六十周年纪念活动时，写下的自勉诗中的两句。是年我七十九岁，说舞台生活六十年，是从我十九岁那年，离开父亲，离开苏州，独自一人到上海，工作之余教授穆藕初先生唱昆曲，有时亦参加串演昆曲算起的。如果从我三岁听曲，六岁习曲算起，我接触昆曲已有八十余年了。八十余年来，我与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其间几经人世沧桑，目睹昆剧盛衰，感慨良多。
一、父亲的熏陶
我对昆曲的爱好，完全出于父亲的教导，我的唱法，也完全是继承父亲的唱法，因此不能不先讲讲我的父亲。
父亲名宗海，字粟庐，松江娄县人，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(1847年)，卒于民国十九年(1930年)。因我祖父是武举出身，所以父亲幼年即善骑马，并娴熟弓箭，青年时期留在松江和金山当过守备一类的武职宫。后来调任苏州黄天荡太湖水师营务处帮办(幕友)，就此定居苏州。
光绪二十年之后，父亲一直在苏州望族张履嫌家，为之考证金石，搜罗文史，教授子弟。当时张履谦唱昆曲的兴致特别好，尤其对我父亲那种叶派唱法非常欣赏。同时，他又爱好收藏金石书画，知道我父亲在这方面有较高的鉴赏能力，因此经常与我父聊天，一聊可聊四五个小时。有一天，张履谦忽然问我父亲：“我听说你任太湖水师营务处帮办时，每月薪水是三十六两银子(当时，一两银子能换银元一块六角)，我们这里可能要少一些，不知你愿就否？”当时我父亲回答说：“太湖水师营并不是不要我，因我每天往水师营，要步行到葑门外黄天荡，每日办公之外，来回要走数十华里，确实感到十分劳累。如果每日到你家，那就太轻松了，所以你每月给我二十元就可以了。”但张履谦一定要给我父亲每月四五十元，我父坚决拒绝。每月二十元，我父一直拿到1930年3月逝世为止，达四十余年。
苏州是昆曲的发祥地，我父亲青年时代，昆曲还相当兴盛。听父亲讲，当时江浙一带，昆剧专业戏班就有十多个，水平较高的所谓“坐城班”也有五六个，至于业余的曲社和业余曲家，那就更多了。父亲爱好昆曲，嗓子也好，能唱一百多出戏，而且还能随手记下每出戏的工尺谐，深得前辈曲家的赞赏。有人就将我父亲推荐给当时昆曲名家韩华卿先生。韩先生是松江人，特别讲究吐字、发音、运气，得叶怀庭唱法的真传。而叶怀庭一派的唱法，是从明代创造昆曲水磨腔的魏良辅那里传下来的，因此叶派唱法是昆曲的唯一正宗唱法。韩先生见我父亲比较聪明，根基扎实，欣喜此艺有了传人，遂倾心相授。我父亲幸遇良师，执礼甚恭，习曲更勤，每年到韩家三四次，前后九年，共学得二百余出戏，原来会唱的一百余出，也请韩师一字一句地改正。韩先生教曲极为严格，每学一曲，必令我父反复唱上数百遍，唱得纯熟为止。每天晚上则吹笛背奏，倘有一字未妥，韩师即严加训斥。我父亲虚心好学，不辞劳苦，因此尽得叶派唱法的真谛。正如近代曲学大师吴梅先生在为我父亲所作的家传中所说的：“盖自瞿起元、钮匪石后，传叶氏正宗者，惟君一人而已。”为此，我父亲在当时度曲家中声誉很高，有“江南曲圣”之称。江浙一带每逢各曲社举行大规模的演唱活动，必定邀他参加，他也每邀必到，到则必唱，弘扬国粹，从不推辞。
父亲研究、执教昆曲达五六十年，著有《粟庐曲谱》、《度曲刍言》，所教学生不下五六十人，学成者十余人，可惜他们都已亡故。每念及此，不胜慨然，弥觉肩头责任的重大。
二、习曲年代
我三岁那年，母亲患肺结核病去世。由于我父亲五十五岁才得子，舍不得把我交于别人，一定要自己带领。我每天吵着要妈妈，一到晚上吵得更厉害。以往父亲从没有领过孩子，弄得不知所措。后来他想了个办法，每逢我哭闹时，他就给我唱昆曲。说也奇怪，只要一听父亲唱曲，我就不哭不闹了，一对小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听父亲唱，唱着唱着，一曲未完，我就睡熟了。头一年天天如此，第二年、第三年总要听父亲唱完才睡。父亲唱的这支曲，就是《邯郸梦·三醉》中的《红绣鞋》。三年中，他一共给我唱了这支曲有一千多遍。
我六岁那年，父亲有个学生到我家来学唱，唱的正是这支《红绣鞋》，但他老是唱不准确，惹得我父亲很生气，他别的事情很马虎，唯独教曲子特别认真。当时我正在院子里玩，听到这里，我就进屋去对父亲说：“你吹笛，我来唱！”父亲以为小孩子说大话，正色道：“你怎么会唱？我还未教你呢！”我说让我试试嘛。父亲将信将疑地吹起笛来，我随着笛声唱，居然一字不错，腔、板完全正确。父亲大为高兴，认为我有唱曲的天赋。因此，从我六岁起，每天晚上就教我唱曲。
开始，我觉得新鲜好玩，后来渐渐觉得苦，甚至有点怕了。因我父亲教曲极为严格，一字不妥，就得重唱，每支曲子，要给我拍一百遍以上，有的曲子要拍三四百遍。其实，我唱几遍，最多十几遍就会了，但父亲非得让我唱一百遍以上不可。俗话说，“熟能生巧”，昆曲的唱腔、唱法都较为复杂，没有几百遍的功夫，就唱不出细腻的感情来(京剧所谓没有味道)。这个道理，我是二十岁以后才懂得的。那时我还小，不能理解，只觉枯燥。记得父亲的笛子总是挂在房门后面，当他拿笛时，房门一拉，发出“咯吱”一响，我心里就一跳，顿时紧张起来，少不得又要挨骂了！但经过这样十来年的严格训练，我开始掌握了昆曲的唱法要领，所以吴梅先生对我说：“你的确得了你父亲的真传。”
昆曲有清工、戏工之分，前者只唱不做，所以特别讲究唱法，我父亲就属这一派，最难的是每段曲子要唱出感情来。到清末民初，大多数唱清工的都能登台串演。但我父亲绝对不许我学身段动作，他认为昆剧的身段动作繁复，如果唱功没打下基础，一学动作，注意力分散，唱就马虎了。因此我在十四岁以前从没有学身段动作。但在十四岁那年，我出于兴趣，偷偷跟师兄们学了几出戏的身段动作。一次苏州有个堂会，我父亲的学生张紫东演《望乡》，他饰苏武，要我给他配李陵，因为张紫东是我父亲的得意门生，我父亲只好同意。演出后，得到许多观众赞扬，我父亲看了也很高兴，认为这出《望乡》演得这样受欢迎，就在于紫东、振飞对唱，表现出很深的功夫，否则不可能演得这样精采。后来，我父亲索性请了全福班的老伶工沈月泉先生为我教练身段动作，从此我开始成了上海、苏州两地能登台表演的昆曲票友。
那时昆剧已日渐衰落，苏州的全福班是江南唯一的专业昆剧戏班，也只能靠跑码头维持生计。但江浙一带，昆曲票友组织的曲社很多，活动也频繁，尤其每年几个节日的曲会颇为出色。例如正月十五元宵节，曲友们就相约到苏州邓尉，一边赏梅，一边唱曲。六月廿四是荷花生日，大家到杭州徐凌云的摹烟别墅举行曲会，晚上在西湖里放荷花灯，荡舟唱曲。七月初七乞巧节，曲友们就聚集在嘉兴南湖烟雨楼，记得当时嘉兴唱曲的人极多，苏州、上海去的曲友和他们比赛唱曲，观者如堵。八月十五中秋节，在苏州虎丘千人石上举行传统的曲会，据说当年江浙两省曲友，都齐集在千人石上，从黄昏唱到天亮，但我会唱时，虎丘集会己无人组织了。八月十八，曲友们相约去海宁观潮，一去就是几十人，住在曾任上海县官的曲友王欣甫的家里，一住四五天，天天唱曲串戏，尽兴而归。
三、初到上海
我十九岁那年(1920年)，离开父亲到上海，在郑州豫丰纱厂驻沪办事处当文书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纱厂总经理穆藕初酷爱昆曲，他向曲家们打听，当今昆曲谁人唱得最好，众口一词说，苏州俞栗庐。于是，他通过著名画家冯超然介绍，专程到苏州请我父亲到上海教他唱曲。当时我父亲已年逾古稀，不惯出门，就让我代他到穆处教曲，不过有个条件，一定要在纱厂里安排一个职务，业余教曲。穆藕初一口应允，给我在办事处安排一个清闲的文书工作，并在他家里腾出一房间，给我住宿(我父亲来沪时，也住在这里)。每日下午一时到二时，我教穆藕初唱曲。
这段时期，上海各曲社常邀我参加他们的“同期”(指有乐队伴奏的坐桌清唱，若干天举行一期〉。记得1921年初，由上海钧天、嘤求、润鸿三曲社发起昆曲大会串，请来了苏州全福班为班底，在城内王氏诒燕堂演唱，海上一些昆曲名家都参加了。会串举行三天，全福班演了三十出戏，清串(指票友演戏唱曲)、会串计二十六出，我与柳桂亭合演《望乡》。那几日，群贤毕至，曲奏霓裳，前辈们都说，这是海上十余年未有的盛会。过了两个月，在徐凌云家见，又举行昆曲会串，纯由清客(即票友)参加，我与徐凌云、王叔炎合演《长生殿·小宴惊变》，获得好评。《申报》撰文评我：“其度曲也，于阴阳尖团，五音四声，以及咬字收音，均能丝毫不苟，家学渊源，洵非虚语。”
1921年秋，苏州和上海的昆曲家张紫东、徐镜清、孙咏雯、贝晋眉、潘振霄、徐凌云、汪鼎丞、穆藕初、张石如、谢绳祖等，鉴于全福班老伶工年老力衰，后继无人，大家集资在苏州五亩园开办昆剧传习所，招收清贫子弟，提供膳宿，先后延请了全福班的沈月泉、沈炳泉、高步云、许彩金、吴义生、尤彩云等为教师，教唱昆剧，聘请苏州道和曲社的孙咏雩任所长。为筹集办所资金，穆藕初发起上海与苏州曲友举行会串，义演三天。曲友们说：“既为昆剧传习所义演，其意义非同寻常，因此务必要请穆先生粉墨登场。”穆藕初的昆曲仅学了一二年，平时参加同期清唱则可，而登台串演怕要出丑。经过曲友们的鼓动，穆藕初动心了，于是在1921年的夏天，邀请了沈月泉老师、谢绳祖和我到杭州灵隐韬光寺，闭门学戏。在那里整整一个月，穆藕初学会了《拜施·分纱》、《折柳·阳关》、《辞阁》，我学会了《断桥》、《游园惊梦》、《跪池》三出戏的身段动作。1922年春季，以“昆剧保存社”的名义，在上海夏令匹克剧场会串三天。那次聚价定得很高，每座5元，包厢200元。穆藕初亲自向海上绅商推销票子，为昆剧传习历筹集了一笔可观的经费，也扩大了该所的影响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穆公这一盛举，可以称之为昆剧传习所的开学典礼，宣告了昆剧“传”字辈的诞生，在昆剧史上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。
1924年5月，昆剧传习所到上海汇报演出，成绩颇佳，得到一致好评，即不谙昆曲者亦津津乐道，赞扬昆剧传习所是“昆界的模范，艺术之曙光”。汇报演出假座上海笑舞台举行，共演三天，上海与苏州的昆曲名家也参加演出。记得那次张紫东特地从苏州赶来，与我合演了《连环记·小宴》、《红梨记·三错》，一时嘉宾满座，欢声洋溢，昆剧大有中兴气象。
这段时期内，业余曲社活动也根活跃。当时有个俭德储蓄会建立起昆曲团，汪颉苟、余伯陶等人发起组织“益社昆曲俱乐部”。浙江也有昆曲家叶瘦鸿、李福卿等来沪度曲，穆藕初组织了“粟社”(表示曲宗俞派唱法之意)，以他的纱布交易所曲友为基础，吸收沪上所有昆曲名家参加，1922年初成立，社员达四十余人，穆藕初任会长，谢绳祖任副会长，徐凌云与我为曲务主任。我父亲也常来上海，到该社指导唱法与念白，社员中如谢绳祖、项馨吾等人进步较快，深得我父赞许。粟社每月活动一次，办了好几年，一直到穆藕初离开上海去南京任工商部次长后，才无形解体。
四、乐府新声
1925-1926年，苏州昆剧传习所数度来沪演出，都在新世界、大世界等处，经济上靠穆藕初先生资助。1927年初，穆藕初离沪赴宁后，传习所失去依靠，但此时诸生都已学成，经过不断的舞台实践，逐渐成熟起来，其中如顾传玠、朱传茗、张传芳、周传瑛、沈传芷等人已崭露头角，小有名声。该所派人到上海与我商量，想正式成立一个剧团，到上海演出，问我能否帮助筹集一笔经费。我有两位朋友，一位是大东烟草公司经理严惠宇，一位是江海关监督陶希泉，他俩也酷爱昆剧，平时我也教他们唱曲。他们知道此事后，慷慨地拿出五千元，对我说：“这笔钱资助你去办个剧团，找个剧场，装饰得高雅些，让观众坐得舒服些，赚了钱归你的，亏了本也不要你赔，只是以五千元为度。”我当时信心十足，与曲友张某良、吴我尊、袁安圃、沈吉诚组成一个“维昆公司”，出面租下笑舞台，进行装修，易名为“新乐府”，添置服饰行头，择日公演。正当我们筹备工作积极进行的时候，我父亲不知从哪里得知此消息，立即来信告诫我：千万不要去管经济，不要当老板，这种事大多没有好下场。我自问确实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于是听从父亲的忠告，让张某良当前台经理，掌管经济，我则负责后台的业务（添制行头，重排传统剧目等）。
笑舞台经过改建，金碧辉煌，大方高雅。剧场四壁髹以红粉，加上金漆花纹，每一庭柱，悬挂宫灯，座位全部改用藤椅，加上软垫，台上挂对联一副：“古调凄金石，新声杂管弦”。额题“曲尽其妙”，是我父亲书写。台的两边挂有名人所赠书画，记得有周信芳自书的“古乐中兴”四个大字，吴昌硕所书两副对联，内容是赞扬顾传玠和朱传茗的，用的是嵌字格。其一曰：“传之不朽期天听，玠本无瑕佩我宜──赠新乐府名小生顾传玠”。其二曰：“传随李白花闲想，落倘憔青竹里煎──致闺门旦朱传茗”。还有严惠宇先生赠的对联，陶希泉先生赠的花篮以及各处票房所赠礼物数以百计，一一陈列在剧场四周。开幕那天，观众蜂拥而至，未及七时，已经满座，为笑舞台从未有过的盛况。
那时我们考虑到新乐府的演出是长期的、谋生性质的，光演折子戏恐怕维持不了多久，因此决定挖掘、整理、改编整本传奇。后来陆续上演的整本戏有：《贩马记》、《翡翠园》、《状元印》、《绣襦记》、《连环记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昆山记》、《铁冠图》、《狮吼记》、《衣珠记》、《水浒记》、《白罗衫》、《刁刘氏》等，其中《昆山记》、《刁刘氏》两剧最受欢迎，常演不衰。
新乐府从1927年12月13日开演到1928年4月5日清明节封箱，前后不满四个月。主要由于经营不善，用人不当，五千元资本全部泡汤，当时我回想到父亲的训教，真是经验之谈。
新乐府歇业后，苏州昆剧传习所也取消了，传字辈演员流散上海，其中能吹笛的可以教票友，但像王传淞那样，不会吹笛，又是丑角演员，票友学的很少，他纵有一身好本事也无法发挥，听说他的生活比谁都艰苦。后来顾传玠去苏州东吴念书，又赴美国，因中、英文都没基础，最后只好到台湾去做买卖，结果也失败，听说最后是死在台湾的。他的夫人张元和现在美国，这次我在旧金山见到她好多次，八十高龄，居然还能粉墨登场，真是位昆曲迷。
